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將規(guī)范司法行為明確為“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項重要措施，這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許多時候，人們感到司法不公，與司法人員行為不規(guī)范密切相關。司法行為不規(guī)范是造成司法資源浪費、司法效率不高以及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從規(guī)范司法行為抓起，使司法機關的各項活動在制度框架內有序進行，既能推動司法活動程序化、促使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依法規(guī)范行使職權，又能讓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有穩(wěn)定的預期，更好體現司法的人民性以及司法公正與效率相結合的理念。

　　怎樣規(guī)范司法行為？從哪里著手規(guī)范司法行為？對這些問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司法行為不規(guī)范主要是由于受外界過多干擾，因而應從厘清司法機關與外界關聯著手；有人則認為，應通過加強外部監(jiān)督來規(guī)范司法行為。其實，綱舉目張。只有明確司法機關自身的任務，才能明確其職權范圍，進而確定科學合理的行為規(guī)范。因此，解決司法行為不規(guī)范問題，需要從制度源頭抓起，通過頂層設計，進一步明確司法機關的職責，精準界定司法行為的法律內涵和法律界限，確保司法活動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

　　明確司法機關的范圍。解決實踐中司法行為不規(guī)范問題，在制度設計上需要先解決司法機關概念的“精準”問題。如果司法機關的內涵和外延過于寬泛，就無法通過立法方式為司法活動準確劃界。在我國現行憲法和法律框架內，法院和檢察院屬于司法機關的主體部分，但司法行政機關、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由于其職責涉及司法程序的某些方面，往往也被視為廣義上的“司法機關”。這導致在實踐中被稱為司法機關的國家機關范圍比較寬泛，使得從制度上約束司法機關行為存在一定困難。因此，需要使司法行為主體的內涵和外延更加準確、周延，以便在制度上建立起司法機關與司法行為之間精確的權責對應關系，從而更好約束司法行為的法律責任主體。

　　明確司法機關的任務。法院和檢察院作為憲法和法律所規(guī)定的主要司法機關，其職權任務理應由憲法和法律限定。但實踐中存在多頭領導和管理問題，其任務來源和任務事項多而雜，各級人大及同級黨委乃至上級司法機關都會以不同方式給法院和檢察院分配任務，導致其很多時候不能專心種好自己的“責任田”。對于法院和檢察院來說，什么樣的司法行為需要規(guī)范，是包括司法機關所有活動，還是限定為部分行為，需要繼續(xù)探討。在制度上應厘清司法機關行為的界限，圍繞司法機關的法律職能來分配任務，并以任務來約束司法機關的行為，以方便法院和檢察院從整體上把握司法行為，避免出現“掛一漏萬”問題。

　　完善司法機關組織管理法律體系�，F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多年沒有修改，其中一些規(guī)范司法行為的措施已與現實要求不適應，法院和檢察院如果嚴格依法辦事，就會產生法律與現實脫節(jié)的問題。對此，應完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檢察官法、法官法中對檢察官和法官行為的制度設計，并根據司法改革的新任務新要求作出調整。對于基層法院和檢察院來說，還需要解決規(guī)范司法行為的上位法依據和規(guī)范標準問題，不能僅靠上級機關的敦促和呼吁來規(guī)范司法行為。應從保證司法公正、確保司法公信力的角度推動司法行為規(guī)范化，從實踐上找到司法不公的制度源頭，從理論上為司法機關進行司法行為專項整治提供明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