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造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
在良善制度的保護進而激勵之下，在良好社會環(huán)境的熏陶之中，使見義勇為成為公眾本能的行為、自然而然的行為，而不是事前事后談起認識來，人人出口成章、口若懸河，但在下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前又展開新一輪的討論，本質上仍然舊話重提。
對“小悅悅事件”，人們反思最多的是：如何才能讓類似的慘劇不再發(fā)生？如何才能從冷漠路人的“見死不救”回歸或者上升到熱心公民的“見義勇為”？如何才能讓見義勇為者越來越多，乃至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創(chuàng)造出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在良善制度的保護進而激勵之下，在良好社會環(huán)境的熏陶之中，使見義勇為成為公眾本能的行為、自然而然的行為，而不是事前事后談起認識來，人人出口成章、口若懸河，但在下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前又展開新一輪的討論，本質上仍然舊話重提。
社會發(fā)展的每個時期都有見死不救的事件發(fā)生，也都有見義勇為的事跡涌現，我們誠然沒有必要把個案上升到整體全局，但是“小悅悅事件”中18名路人而不是一兩個路人的冷漠，暴露出的問題帶有社會的普遍性。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正視在經濟發(fā)展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公民道德卻嚴重滑坡的客觀現實。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文化發(fā)展同經濟社會發(fā)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突出矛盾和問題的主要表現就有：“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薄稕Q定》因此指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眲�(chuàng)造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無疑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
必須認識到，我們在消除貧窮追求財富增長過程中的一手硬、一手軟，是導致這種社會冷漠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一些備受公眾矚目的司法案例，比如令訛詐救助者、誣陷好人者得逞，對本來令人不齒的行為罩上法律的外衣加以保護，也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社會風氣。南京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的判決，即完全沒有考慮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那些以己度人的判詞，為后世留下笑柄之余，也嚴重混淆了是與非的界限，重創(chuàng)了公眾的善良心理。一旦見義勇為成了高成本的事情，令公眾心有余悸，就意味著我們的社會環(huán)境出問題了。因此，創(chuàng)造揚善懲惡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已不僅僅是廣東的當務之急。
但是，創(chuàng)造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不一定言必及立法。見死不救并不屬于一個法律問題，而只是屬于一個道德問題。在見死不救問題上如果立法，要非常慎重，況且，無數事實早已證明，立法并不是萬能的，而一部不能踐行的法律一旦淪為擺設，就比沒有它的危害更大，因為它極大地削弱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因此，創(chuàng)造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建立一系列的體制機制，能否借此懲惡，借此揚善。廣東省總工會提出，將為見義勇為職工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只要見義勇為職工的權利受到損害，工會將無條件免費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保證他們的權益不受侵犯。諸如此類，都是創(chuàng)造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的有益嘗試。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對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我們黨在新形勢下召開這樣一次會議，標志著我們黨對文化建設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廣東是全國發(fā)展較快的地區(qū)，各種社會矛盾暴露得更早、更多、更充分。創(chuàng)造懲惡揚善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構成廣東當好推動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排頭兵的重要內容。只有經濟的發(fā)展而沒有文化的發(fā)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同步發(fā)展，才能真正實現繁榮昌盛。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然，一個省區(qū)、一個市縣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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